司法实践中适用财产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可以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因为财产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因此判处财产刑不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而且符合刑罚改革的历史潮流，即轻刑化。因此要破除适用财产刑是以罚代刑的陈旧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要大胆适用财产刑，用足财产刑。这既是顺应了刑罚轻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适用财产刑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罚金和没收财产是两种不同的财产刑。 修订后的刑法较修订前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有139个条文中规定了罚金刑，主要集中规定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两章之中，对这些犯罪仅处以自由刑，有时很难收到预防犯罪之功效，而罚金刑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使犯罪人深感无利可图，以触其痛处，而且有利于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强化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而没收财产作为一种财产刑，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情节严重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对这些犯罪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既是对贪财图利的罪犯给以应有的惩罚，也是对他们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予以必要的剥夺。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是两种不同的刑罚方法。通过两种财产刑适用对象的不同，相比较可以得出没收财产刑是一种较重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重罪。罚金是一种较轻的附加刑，适用的一般是轻罪。而且这两种财产刑的执行方法也不相同。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而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的，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这意味着没收财产刑必须没收犯罪人个人现有的财产，而罚金刑则不必受此限制。具有更灵活的特点。认识到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差异性，对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适用财产刑很有裨益。
二 、要更新观念，在实践中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 刑法规定的财产刑的适用方式有多种，其中规定单处没收财产的很少，主要是是单处罚金的多，虽然刑法很多条款里都规定了可单处罚金，但我们很少看到案件中有单处罚金的判决。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首先可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效益功能，因为罚金只有收入，没有支出，经济性十分明显；其次罚金刑还可以避免犯罪人在狱中恶性感染，有利于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在单外罚金刑的情况下，对犯罪人不予关押，因而可防止犯罪人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性；再次，在司法实践中，误判的可能性是难以避免的，罚金刑与人身刑相比，在发生误判的情况下最易纠正。由于单处罚金刑有种种益处，依法适用财产刑同样可以起到制裁违法犯罪的的震慑作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摒弃重刑轻财的观念，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要把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充分利用起来，而且要用足，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应用功能。另一方面，法官在实践中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无限夸大财产刑的功能。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判处单处财产刑时要充分考察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因为量刑的事实根据应当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在刑法规定可单处财产刑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般都不太大，因此在量刑时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人才能单处财产刑，否则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此外，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知识程度、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犯罪人的年龄等。由于单处财产刑有种种益处，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人身危险性小的初犯、偶犯、少年犯要大胆适用单处财产刑。充分发挥财产刑在刑罚中应有地位和作用。
三、 财产刑作为附加刑适用时与主刑并处时的关系问题。
在财产刑的适用方式中，其最主要的还是作为附加刑与主刑并科适用。这里的并科有两种。一是得并制，即可以并处也可以不并处。二是必并制，即必须并处。罚金刑几乎都是必并制。得并制主要存在于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认为刑法规定了可以适用财产刑，这同时意味着也可以不适用财产刑，并以此为借口，不适用并处财产刑。笔者认为这种对刑法的理解有失偏颇。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刑中“可以”的准确理解应是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适用，即一般情况下应当，而且对不适用财产刑的特殊情况还要严格掌握，对于其他一般情况则不能作为可以不适用财产刑的理由。
主刑与并处适用的财产刑之间的平衡问题。笔者认为主刑和附加刑之间存在着联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重刑思想存在诸多弊端，对犯罪人多判一年自由刑，将使全国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轻刑化是刑罚改革的潮流，任何一种社会危害都是可以通过价值计算的，就是说一个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折算成货币，货币再折算成标准劳动力。财产刑多判点，自由刑可以判轻点。这里人身刑与财产刑之间就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当然这种轻是有一限制的。是在法定刑幅度以内的轻，不得以适用的财产刑重为理由突破人身刑的法定幅度，这点是必须严格掌握的。再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大的也不能因对其适用财产刑重为理由缩短其教育改造期限，使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得以弱化。
四、财产刑的数额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国刑法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我国刑法对没收财产刑的数额没有规定，实际上以犯罪人所有的个人财产为限。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家庭共同财产。刑法对罚金刑的数额则作了多样化的规定：一是无限额罚金制。刑法分则未对罚金具体数额作出限定，由法院依案件情况酌定。二是限额罚金制。刑法分则对罚金的上、下限作了规定，法官在此范围内进行选择。三是倍比罚金制。这类条文也主要集中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由于法律给予法官财产刑的自由裁量空间很大，因而判处罚金刑极易产生畸轻畸重现象。
对财产行使自由裁量权制约因素。⑴犯罪情节。这主要指犯罪的危害程度。以此为依据，可以做到罪责相当。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再如判处死刑一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因此犯罪人的犯罪情节是决定财产刑数额的最重要的因素。犯罪情节重的财产刑数额大，犯罪情节轻的财产刑数额相对较小。⑵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这是刑罚个人化原则的要求。试想同一罪行对百万富翁和不名一文穷人同时判处同样的财产刑，这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对富人难以起到惩罚的目的。所以也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使刑罚特殊预防功能落空。这就必须考虑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对同一罪行因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判处的财产刑不同这不是量刑的畸轻畸重，所以犯罪人的实际经济状况也是裁量刑产刑的重要因素。 ⑶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前面已论述过人身刑与财产刑并处时，财产刑数额判高点，人身刑的期限可以相对短点。但是要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在裁量财产刑时当然也要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同样的一个罪行，不同危险性的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也就不一样。人身刑可以有长短，财产刑也可以有高低。这也不属于量刑的畸轻畸重，而是刑罚本身的要求。
综上所述，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解放思想，用足财产刑，发挥财产刑在刑罚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同时在应用过程中还要注意用好财产刑，真正发挥财产刑这种刑罚的独特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巴西联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

（二OO九年五月十九日于北京）

　　一、值此中巴建交35周年之际，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2009年5月18日至2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二、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和卢拉总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对访问成果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访问取得了成功并将进一步推动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

　　三、双方签署了涵盖政治、司法、农牧产品贸易、科技、空间、金融、能源、港口合作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以进一步密切中国人民和巴西人民间的关系。

　　四、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巴建交35年来，双边合作友好互利，富有成果。1993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两国元首实现互访，2006年召开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中巴高委会）第一次会议，2007年启动战略对话，2008年两国元首举行三次会晤，这表明双边对话和关系不断密切。今年，两国已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期间，数次举行重要高层会晤。两国元首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巴进一步密切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意义更加重大。双方重申以战略和长远眼光处理中巴关系，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互信，深化合作，并不断提升合作水平。

　　五、卢拉总统重申，巴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胡锦涛主席对巴方这一原则立场表示高度赞赏。

　　六、双方强调中巴高委会对指导和协调两国各领域关系发展的重要作用。双方愿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并通过战略对话、两国外交部间政治磋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巴西众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等双边机制及在防务、司法等领域的交往等，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规划，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双方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对话机制，于2009年下半年适时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七、两国元首决定制订一项两国政府2010－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广泛涵盖现有的各双边合作领域。为此，两国元首指示中巴高委会各组成部门和机构尽快就其分管领域制订共同行动计划。双方还决定于2009年下半年适时在巴西利亚召开中巴高委会第二次会议并通过共同行动计划。

　　八、两国元首对双边经贸交流持续扩大表示满意，承诺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结构多样化和双边贸易增长。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双方重申将努力保持各自国家经济增长，并强调双边贸易关系对此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双方愿深化两国海关合作，加强动植物检验检疫等质检合作，努力消除上述领域中的障碍，为双边贸易提供更多安全与便利。双方同意将积极鼓励和支持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农业、工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等领域开展双向投资，积极探讨和推进两国在生物能源领域的双向投资与合作。双方积极评价巴西2008年7月制订“中国议程”有关工作，并愿进一步开展研究，明确双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重点。

　　九、双方欢迎两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分别签署的涵盖采矿、矿产加工、电力、可再生能源、油气等领域的《关于能源和矿业合作议定书》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巴西石油公司关于加强石油及融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巴西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合作备忘录》等合作文件。双方愿积极推动上述文件的落实。

　　十、双方表示愿在中巴财政对话机制下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区域或国内财政金融领域的有关问题加强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推动两国金融合作，加强两国央行间就货币政策、货币合作、金融稳定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的交流与对话。同时，双方将在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金融机构的联系，进一步扩展合作领域。

　　十一、两国元首均认为科技对制定两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政策具有战略作用。强调双边合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双方对签署科学技术与创新合作工作计划表示高度满意。该工作计划涉及未来五年在以下优先领域的合作：农业科学、农业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此，双方欢迎巴西农牧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合作于2010年首先在北京设立联合实验室，欢迎设立从事材料、计量和药物领域研究的中巴纳米技术研究中心的倡议，并对清华大学与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于近期决定合作设立中巴气候变化和创新技术中心表示祝贺。

　　十二、两国元首强调愿继续加强空间合作。双方认为，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科技合作项目之一，愿扩大并丰富该项目框架下的合作。双方对签署关于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保持连续性、扩大合作及其应用的合作文件表示祝贺。两国元首对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图像信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应用表示满意。双方在空间领域合作的成功经验应成为两国在科技领域开展新合作的典范。

　　十三、两国元首重申愿在教育、文化、新闻、旅游和体育等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为此，双方一致同意通过两国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和体育界的交往，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巩固中巴友好的基础。双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推动汉语和葡萄牙语教学，扩大旅游合作。双方对在中国增设葡萄牙语教学点和在巴西开设孔子学院表示欢迎。鉴于人员往来在推动中巴各领域交流中的重要性，双方愿加强双边领事合作，积极考虑相互增设领事机构，进一步提供签证便利。中方对巴方即将开设驻广州总领事馆表示欢迎。卢拉总统祝愿2010年上海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巴西将派团参展。

　　十四、双方一致认为，中巴在多边事务中的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巴加强双边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国际社会应对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中国和巴西愿在发展中五国、“金砖四国”等框架下保持密切沟通。同时，将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与沟通，推动地区和跨区域合作，增加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权和发言权。

　　十五、两国元首认为，中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均采取了重要措施，以保持各自经济增长，并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两国元首主张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在进行的改革，以使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双方主张国际金融机构应向受到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援助。双方一致认为，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等组织中，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双方呼吁发达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并希望有关措施不损及发展中国家利益。

　　十六、双方认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希望有关各国努力落实伦敦峰会成果，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向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十七、双方反对通过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双方愿在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议题二十国协调组（G20）框架内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在锁定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授权早日结束并取得全面、平衡的成果。为此，双方愿维护已取得的进展，以实现发展回合的目标，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克服危机。

　　十八、卢拉总统对访华期间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感谢，邀请胡锦涛主席在方便的时候再次访问巴西。胡锦涛主席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