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


晋市政发〔2007〕30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晋城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的通知


城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晋城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07年6月29日第23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二○○七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山西省城市绿化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晋城市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晋城市园林局是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绿化的组织、检查、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绿化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城市绿化应当与城市其他公共设施统一规划，统筹建设。

　　第五条 政府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领养、认建、共建等形式，参与城市绿化建设。

　　第六条 市、区人民政府对在城市绿化规划、建设、管理和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划定绿线，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八条 绿地规划应当按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要求安排绿化用地比例，合理规划布局，明确各类绿地的面积及其控制原则。

　　经批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绿地规划必须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按原审批程序取得批准，并及时补足绿化用地面积。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与建设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人文条件，合理设置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形成统一完整的绿地系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有碍于城市绿化的挖石、采矿、建筑活动。

　　第十条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实行绿色图章制度。

　　建设单位在向规划部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必须将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报市园林局审核，并取得《建设项目绿化意见书》。未取得《建设项目绿化意见书》的，规划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绿化工程设计方案经审核合格后，建设单位必须将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存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配套绿化工程建设资金在施工过程中按绿化工程进度返还，绿化工程验收合格后全部返还。

　　第十一条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园林绿化工程的招投标及市场管理工作。

　　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按规划代征的城市公共绿化用地，应移交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绿化建设。

　　代征的城市公共绿化用地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开发区建设、旧城改造区建设及其他基本建设的配套绿化工程完成期限，不得晚于主体工程完成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

　　第十四条 城市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开发住宅区项目，需要绿化的，其基本建设投资中应当包括配套的绿化建设投资。

　　绿化经费要纳入建设项目投资预算。城市新建单位庭院、居住小区建设项目的绿化投资要占单位庭院、小区建设总投资的5%以上，新建道路的绿化投资要占道路建设总投资的8%以上。
绿化工程验收合格后，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绿地证》。

　　第十五条 城市新建工程必须按城市绿地规划安排绿化用地，绿化用地标准应当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新建单位庭院、居住区绿地占总用地面积比率不低于35%；
　　（二）城市道路主干道绿化带面积占道路用地比率不低于25%，次干道绿化带面积占道路用地比率不低于20%，景观路绿化带面积占道路用地比率不低于40%；
　　（三）城市内水体及铁路旁的防护林带宽度不少于30米；
　　（四）单位绿地率应符合以下标准:工业企业、交通枢纽、仓储、商业中心等绿地率不低于25%；产生有害气体及污染物的工厂应当根据国家标准设立不少于50米的防护林带，其绿地率不低于40%；学校、医院、休养（疗养）院（所）、机关团体、公共文化活动场所、部队等单位的绿地率不低于35%；
　　（五）公共绿地中绿化用地比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旧城改造地区的绿化用地面积，按照前款（一）、（二）、（四）项规定的指标可以降低5%。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因特殊原因绿化用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可缴纳缺建绿地补偿金。补偿金包括当年基准地价、绿地建设经费和8年养护费用，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划实施易地绿化。

　　城市缺建绿地的补偿标准，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七条 因线路、管道建设而影响城市绿化的，建设单位应当与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保护措施。

　　施工中确需移植树木、占用绿地的，应当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处理，建设单位应当承担所需费用。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各种管线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地下管线的外缘，离树干外缘净距不少于1米；
　　（二）架设电杆、安装消防等设施，离树干外缘净距不少于3米;
　　（三）电力线路与树木之间的距离执行《110-500KV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四）其他新建架空线的高度以及已建成的地上地下设施未达到前项规定的，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应当制定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暂缓建设的用地，应当建设临时绿地。临时绿地应当设置明显的标志。

　　第二十条 城市苗圃、草圃、花圃等生产绿地的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面积占城市建成区总面积比率不低于2％。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绿地实行绿线管理。

　　绿线不得任意调整，因城市建设确需调整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并按照规划审批权限报原审批机关批准。调整绿线不得减少规划绿地的总量。因调整绿线减少规划绿地的，应当落实新的规划绿地。

　　第二十二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按照执法授权，确定专门人员，加大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第二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各单位界内绿地的绿化，由该单位负责管理；居住区绿地的绿化，由产权所有者或其委托人管理，必要时由当地居民委员会牵头统一管理；城市苗圃由其经营单位管理。

　　各临街单位应当对单位门前的公共绿地、树木和绿化设施加以保护。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园林绿化用地。

　　因建设和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交纳临时占用绿地费，并承担植物和设施损坏费用。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并将占用的绿化用地清理干净，恢复原状。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必须向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在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指定的地点从事经营活动，并遵守公共绿地和工商行政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保持树木花草正常生长及绿化设施完好无损。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技术操作规程进行城市绿化，提高植树、种草、种花的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管理水平。

　　第二十七条 加强园林绿化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对引进或调出的苗木、花卉、种子，必须按《山西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的规定进行检疫。未经检疫的苗木、花卉、种子不准引进或调出。

　　第二十八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应当进行重点保护，建立档案，设立标志。禁止砍伐、移植和损坏古树名木，特殊情况下确需移植的应当经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禁止在古树名木树冠垂直投影外沿5米范围内堆放有毒有害材料、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打桩、挖坑取土等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非正常修剪城市规划区内的树木。

　　确需砍伐、移植和非正常修剪树木的，必须经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每砍伐一株树，必须到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补栽胸径不小于5厘米的树木10株以上，或者出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专业人员补栽。移植、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须按有关规定补偿。

　　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绿化专业队伍具体实施。

　　因救灾、抢险确需立即砍伐、移植、修剪树木的，除古树名木外，可先行处理，但应在险情排除后的10日内，到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补办有关手续。

　　第三十条 城市树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鉴定，并通知督促树木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及时砍伐处理。

　　（一）发生病虫害无法挽救和自然枯死的；
　　（二）长势极度衰弱，无观赏和保留价值，主干腐朽随时有倾倒危险的；
　　（三）严重倾斜妨碍交通，危害建筑物、构筑物和人身安全的。

　　树木砍伐处理后要及时补栽新树。

　　第三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一）在绿地内损坏草坪、花坛、绿篱，损坏、盗窃绿化设施；
　　（二）在树木上牵挂绳索、架设电线，在绿地内晾晒物品，停放车辆，放牧；
　　（三）在绿地或绿化带内挖坑取土、堆放物料；
　　（四）在绿地内搭灶生火，燃烧废物，倾倒有害物质；
　　（五）就树盖房、设置广告牌和标语牌；
　　（六）距树木一米以内堆放物料，两米以内挖沙取土；
　　（七）其他损害绿地有碍树木生长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 因交通或生产事故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园林绿化设施的，事故责任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奖励公民监督、举报损害城市绿化及其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处 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占用绿化用地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条例》规定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同意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网点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依据《条例》规定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并对个体经营者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单位给予警告，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条例》规定取消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可以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的数量、树种、时间、地点移植、砍伐和非正常修剪城市树木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依法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据《条例》规定责令停止侵害，依法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地管理单位等负有管理责任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地，是指中心城市规划区内的公共绿地、道路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化设施，包括亭、廊、花架、喷泉，假山、石桌、石凳、垃圾桶、护栏、围墙、园路、园灯、园林雕塑及其他景观建筑。

　　本办法所称绿线，是指中心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晋城市园林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7年8月1日起施行。《晋城市城市绿化实施办法》（晋市政办[2003]38号）同时废止。



设立民事、经济诉讼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必要性
赵立国　张琳琳

　　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应在何时提供证据，是适时提供证据?还是随时提供证据?却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也只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对应提供证据的期间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有的当事人在一审开庭前不提供证据，而在法庭审理时搞突然袭击；有的当事人在一审期间不提供证据，到二审时提供证据，借以推翻原审判决；更有甚者在一、二审期间均不提供证据，而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申请人民法院再审时提供证据，以此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等等。这些情况，不仅使人民法院的二审、再审案件大量增加，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实现审判公正。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加以解决。
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含义及特点
　　所谓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按民诉法第64条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目标看，笔者认为，应当是指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在法定期间或人民法院的指定期间内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证据的，应在该期间内提供证据线索，否则，证据失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它应当具备两大主要特点：第一，它是法定期间与指定期间的有机结合。所谓法定期间是指在民事、经济诉讼中，法律明文规定的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超过这一期间，无正当理由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可认定该证据失败，不再具有证明的效力。如在民诉法中应明文规定，所有证据应在一审开庭审理前向人民法院提供，无正当理由没有提供而在一审开庭时搞突然袭击或在二审时提供，人民法院可裁定认为其证据无效，不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指定期间是指在具体案件中，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法律也不可能作出完全、具体的规定，只能依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法官审理案件的要求，由主审法官确定提供证据的期间。如在具体案件中，主审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的几天提供证据，便于当事人交换证据，为法庭审理的质证、认证作好准备。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使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更趋于科学。第二，它应当是可变期间。所谓可变期间是指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虽由法定或人民法院指定，但这一期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超过这一期间提供的所有证据均失效。如果当事人有正当理由在法定期间或指定期间不能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应允许其申请延期，但只能允许其申请延期一次。若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不具有可变性，势必会造成当事人对提供证据期间的恐惧心理，也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体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但是，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无论是法定期间，还是指定期间，一经确定不可以任意变更。当事人若有正当理由在一审中应提供的证据没有提供，或在法官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供证据，可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申请延期。在法定期间中，如何延期的问题，当事人可以在一审庭审辩论结束前，针对自己没有提供的证据，向法庭说明情况、理由，以防在上诉至二审时，被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其证据失效。若当事人在二审时，就自己的同一主张除提供证据责任倒置的情况之外，仍不能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那么，就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供证据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应包括两点含义，一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正确。二是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线索，要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针对负有提供证据责任的当事人而设立的。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必要性
　　一、它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方式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报告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这段话，说明了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不仅是其全部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其审判活动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保障依法治国方略实现的基本方式。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就是追求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最高目标——司法公正。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诉讼义务，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目的，是为双方当事人创立进行诉讼的平等机会，使双方当事人实现诉讼过程、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平等，使双方当事人在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内，尽可能提供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尤其是应在一审案件的开庭审理前，建立证据交换制度，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双方当事人能够对对方的请求和证据有充分了解，做好辩论准备，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庭审时搞证据突然袭击，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防碍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影响人民法院核实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适用法律。保证人民法院民事、经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公开、公正。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规定当事人具有提供证据的责任，同时在第7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规定的实质是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实可靠的证据，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则可能因当事人未在有效期间内提供证据，从而使该证据失去证明力，势必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相悖，从而违背了法律规定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实体处理上则对当事人是不公正的。笔者认为，过去，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上，加之前苏联的诉讼法思想的影响，因而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一定要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客情况。但随着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范围在逐步扩大，种类也越来越多，加之在诉讼中，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要受到时间、空间、手段等的限制，有的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能够查清，有的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难以查清，有的案件甚至可能永远也查不清，诉讼又不可能久拖不决。因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所讲的以事实为根据的“事实”，只能是建立在有限的证据基础之上的事实，而不是指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就是促使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存在，这对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尤其是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提供证据责任倒置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此情况下，若提供证据方没有在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内，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不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那么，负有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就会无限期拖延，则对对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与以事实为根据的法律规定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更能体现实体处理上和程序适用上的平等、公正。
　　二、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诉讼效益。诉讼效益是指以较小的诉讼成本投入，加快案件的诉讼周期，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从而达到民事、经济诉讼的目的。诉讼成本则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代理人、证人等一切参与民事诉讼的机关、团体、自然人，在民事诉讼中投入的时间、精力、财产等。所谓诉讼周期是指当事人起诉后至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并送达给当事人的时间。而诉讼目的，从人民法院来说是指通过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从当事人角度来说，可以使自己的实体权利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
　　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制度，一是能够明显降低诉讼成本。首先，人民法院投入的诉讼成本明显减少。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提供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证据，除当事人无法提供的证据而必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外，排除了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工作，人民法院只审核证据，认定事实，居中裁判，节省了调取证据方面的诉讼成本投入。其次，从当事人角度分析，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如规定所有证据必须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提供，可以使当事人做好法庭审理的准备工作，便于一次开庭审结案件，避免随时提供证据而导致的重复开庭或引起二审、再审程序，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投入。二是提高诉讼效率。首先体现在其证据过期失效的效果上，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限制当事人必须在证据的有效期间内提供，否则，其证据失去证明力。这样有利于一次开庭审结案件，防止随时提供证据而造成的诉讼施延，使更多的案件不必经过二审、再审程序。其次，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及庭前交换证据制等，可以使双方当事人都明了对方的主张、证据，从而对诉讼结果有了大致估计，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而不必走向法庭，加快人民法院结案。三是可以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建立一审开庭审理前的证据交换制度，除必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外，人民法院只审核证据，认定事实，居中裁判，避免法官调取证据的先入为主思想的产生，从而有意无意褊袒一方当事人，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三、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的那样，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既不能选择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也不能选择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是应将二者结合起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审判方式，即混合式的审判方式，是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以适时提供证据即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为宜，其优点在于便于双方当事人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证据，可能使人民法院一次开庭审结案件或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在一审后息诉等。若不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当事人则可以随时提供证据，可能造成无休止的缠诉现象，降低诉讼效益，形成形式上的公正，实质上不公正的情况；也(下转第10页)(上接第7页)使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存在缺陷。所以，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是完善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快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论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行政要严格依法办事，更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1。群众的法律意识，表现出劳动者高度的政治觉悟2。强化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促进公民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法律意识的培养，依法进行民事活动，保存好民事活动的现有证据，一但发生纠纷，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否则，过期将失去效力，其主张不再受法律保护。由这种法律意识再拓展开去，则可以使公民由被动的管理者，成为国家事务的积极管理者，从此点上说，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快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设立有效提供证据期间的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在一审开庭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逾期无正当理由的，该证据失去证明力。从而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公正地审理案件，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
　　
　　
　　注释：
　　1《法理学教程》孙国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2《法的一般理论》C.C.阿列克谢夫著，黄良平、丁文琪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作者单位：内蒙古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