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

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发表时间：199801

裁判离婚标准作为诉讼离婚的起因和归结，在诉讼离婚中居于多重地位，扮演着多种角色，包容了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法律所规定的是否准予离婚的一般规范模式，构成判决离婚赖以认定和适用的普通标准；其次，它是法院在每一个诉讼离婚的操作过程中据以决定是否裁判离婚的强制性法定条件；第三，它是法律所确认的引发离婚纠纷的直接的、现实的原因事实，被称作法定离婚原因；第四，它是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事实依据和法定理由。基于此，裁判离婚标准构成了决定婚姻关系的归宿和命运的原则性界限，是贯穿于离婚诉讼全过程的主线，所有的诉讼活动都围绕这一中心运行。因而，有关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规定不仅展示了离婚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离婚制度的根本宗旨所在，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域范围有关离婚的传统性法文化积淀之精髓和制度性法文化之最集中、最现实的反映和表现。对裁判离婚标准的理论研究，既能直面有关离婚制度的表层形式，亦能透彻把握该制度的立法精神和基本要旨，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海峡两岸有关离婚纠纷日益增多的今天，为谋求妥当处理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祖国大陆离婚法与台湾地区“离婚法”的诸多冲突及其适用，首先应从理论上对两岸不同的裁判离婚标准进行阐释。


纵观人类离婚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横览当今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现行规定，凡许可离婚的国家或地区，其裁判离婚标准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界定：首先，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表述形式，可概括为具体列举主义、抽象概括主义和例示主义。其次，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内容要求，可概括为有责主义、无责主义与破绽主义，或曰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但这三项原则在各国的离婚立法上，有的是单独适用，有的是两项原则结合适用，有的是三项原则同时适用，从而形成了六种具体的组合方式：一是兼采过错原则与干扰原则；二是兼采干扰原则和破裂原则；三是兼采过错原则、干扰原则与破裂原则；四是兼采过错原则与破裂原则；五是单取过错原则；六是单取破裂原则。第三，根据裁判离婚标准所隐示的离婚功能作用，可概括为惩罚主义、救济主义和惩罚与救济兼采主义。第四，根据裁判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可以概括为绝对离婚标准主义和相对离婚标准主义。所谓绝对离婚标准，又叫绝对离婚理由，即只要当事人提出为法律所指明的离婚理由确实存在，法院就可以或必须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所谓相对的离婚标准，又叫相对离婚理由，指当事人虽然确证具备法定离婚理由，但能否准予离婚，还须考虑与婚姻相关的其他情况具体确定，因而并不当然地可以或必须获准离婚。对海峡两岸离婚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多个侧面进行，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可归结到这四个方面，凸现其相同、相近或相异的理论内涵。


作为成文法规范的直接表现，海峡两岸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都是分别集中于各自亲属法的一个条文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5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台湾地区“民法典”（亲属编）第1052条规定：“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请求离婚：（1）重婚者；（2）与人通奸者；（3）夫妻之一方受他方不能同居之虐待者；（4）夫妻之一方对于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为虐待，或受他方之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者；（5）夫妻之一方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中者；（6）夫妻之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者；（7）有不治之恶疾者；（8）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者；（9）生死不明已逾三年者；（10
）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者。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但其事由应由夫妻之一方负责者，仅他方得请求离婚。”以此条文为逻辑起点，按照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思路，对海峡两岸裁判离婚标准展开研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就裁判离婚标准的文字表达形式分析，台湾地区实行例示主义，祖国大陆采取抽象概括主义

台湾地区“亲属法”在1985年修改之前的50多年时间里，一直沿用1930年“民法典”亲属编以具体列举形式规定的10种裁判离婚理由，将诉讼离婚严格限制在法律所列举的10种情形之中，严重阻碍了离婚自由原则的伸张，不能适应婚姻关系千差万别的内在运行规律，表现出多重局限和缺漏，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多方检讨和批驳。因此，1985年修改后的“亲属法”抛弃了具体列举主义，改采例示主义，即首先列举了具有常见性、多发性的10种具体离婚原因或理由，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诉请裁判离婚；然后又概括指出“有前项以外之重大事由，难以维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请求离婚”，确立了一个模糊、抽象的外延不确定的尺度，使裁判离婚标准的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兼收并蓄，结合运用。这样，一方面明确具体地列举可以把握的某些离婚原因，作为通常情况下认定掌握的标准，使某些诉讼离婚对号入座，有据可引；另一方面，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又用一个相对抽象的伸缩性规定加以概括，使不能对号入座的离婚原因亦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归属，从而弥补具体列举不可能穷尽一切的局限。基于此，列举性规定成了概括性规定的例示说明或典型表现，而概括性规定又是对列举性规定的补充和扩展，两者共生同存，相得益彰，使法律标准细密而不呆板，宽泛而有法度，稳定而不僵化，原则性与实际性、针对性与前瞻性有机统一，显示了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祖国大陆婚姻法对裁判离婚标准的规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婚姻立法中即见雏形，经过新中国30多年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充实、发展和完善，至1980年颁布的现行婚姻法而完全定型，最终确立了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概括主义模式。这种概括主义模式的表述方法，在法律上对离婚原因或理由并不一一具体列举，而是从复杂多异的离婚现象中进行一般抽象，以最简明的法律语言将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夫妻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作为唯一的裁判离婚标准。从而，无论引起当事人离婚的具体表层原因是什么，只要其婚姻关系在客观上归于深层次的破裂，即认为符合法定离婚标准，可获准离婚。所以，概括式的离婚标准在所有的诉讼离婚中是唯一的理由，也是普遍适用的理由。


根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概括的裁判离婚标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其内容的基本构成是两个方面：一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二是调解无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并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其中，感情确已破裂是实体性理由，是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实质性法定条件；调解无效是程序性标准，其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判决离婚的实质要件；感情确已破裂在离婚标准中具有主导的决定意义，调解无效则处于从属的辅助性地位。无论是调解离婚，还是判决离婚，核心标准在于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所以，人们通常只认为感情确已破裂才是裁判离婚的法定标准，并非没有道理或不正确。


以抽象概括形式规定离婚标准，是现代离婚立法发展和改革的现实与趋势，也是自由离婚主义的重要表现。它有效地克服了具体列举性规定的弊端，兼顾到现实生活中多样复杂的离婚原因和千姿百态的婚姻状况，把握了离婚原因的实质和根本。其灵活性、抽象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等功能特点使之在最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导致离婚的一切具体原因囊括无遗，疏而不漏。但是，概括表述方式对离婚标准规定得过于抽象、笼统和一般化，法律标准成为一种模糊、可伸缩的弹性条款，使法律应有的安全、确定、可操作性等诸价值又难于充分体现。而且，由于具体标准不明确，规范的导向性差，必然会遭致很多人动辄离婚，基于不同的理解反复争执辩驳，无理缠讼，产生同一婚姻事实状况而有多种不同的结论。更为严重的是，法律上的弹性标准给予了法院或审判人员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适用的极大的“自由心证”的机会与条件。即具体案件的离婚界限只能由审判人员根据对法律和案件事实的个人理解去界定，而由于个人素质、价值倾向的不同而发生理解的差异，则可能导致对同类案件处理偏宽偏严游移不定的失范问题，引起婚姻该离的没有离、不该离的却离了等操作上的冲突，损害法律的一致性及应有的尊严与权威，降低法律的运行效果和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此乃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内在不足与缺陷。


为了弥补概括式离婚标准的上述不足与缺陷并维护其优点，在已有的概括主义立法形式下，根据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专门针对裁判离婚标准的抽象条款进行详细诠释。其具体内容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准予或不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区分的界限，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当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综合分析。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审判实践经验，凡属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1
）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
难于共同生活的；（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
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
骗取《结婚证》的；（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共同生活，无和好可能的；（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
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
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教育批评、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10）一方好逸恶劳，
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于共同生活的；（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12）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基于此，祖国大陆婚姻法通过构成法律渊源之一的创设性最高司法解释在法定概括式离婚标准的基础上补充确立了例示主义的裁判离婚标准模式，形成了司法操作中概括与例示的双轨制，有效地解决了单一的抽象立法标准的局限，是离婚标准立法的一大发展和进步。而且，就该解释的内容与台湾地区的例示标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两者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容括，除了表述形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之外，其在内涵和外延的总体取舍上基本贴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两大模式开始步入同一轨道形式，形成了彼此相通的形式上的契机，为处理跨涉两岸的离婚纠纷奠定了趋向一致的基础。


二、就离婚标准的实质内容分析，台湾地区原则上实行有责主义，并辅之以无责主义和破裂主义，即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结合适用，但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祖国大陆则彻底摒弃了有责主义的过错原则，奉行完全的破裂原则，并将干扰原则包容在破裂原则之中


台湾地区“亲属法”经过1985年修正后，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从具体列举主义向例示主义的发展和转化，但在实质内容上并未超脱原来的有责主义窠臼，而是仅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无责干扰因素，并补充和注入了一定的破裂原则的因素，从而形成了现行离婚标准的列举与概括、抽象与具体、有责或无责与破绽等多元混杂的复合结构。在这一复合结构中，过错原则、干扰原则、破裂原则均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和表现。


依据过错原则，只有在夫妻之间存在法律所明定的可归责于配偶一方的违反婚姻义务、妨碍婚姻存在的过错原因时，无过错一方才能提出离婚，有过错一方则不得以自己的过错行为主张离婚；如法院认定过错确实存在，则可裁判离婚。这一原则在台湾地区“亲属法”所列举的10项离婚理由中共占有7项，即重婚、通奸、夫妻之虐待、
夫妻一方对他方直系尊亲属之虐待致不堪为共同生活处于继续状态、恶意遗弃、夫妻一方意图杀害他方、被处三年以上徒刑或因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凡夫妻之间存在这7种情形之一，导致婚姻难于维持，
无过错一方即可向法院请求离婚，但有过错一方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请求。

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兼及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卜越


【摘要】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之难题，应采用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分析方法，发现并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逻辑关系。有必要厘清哲学因果关系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侵权归责中，因果关系要件只是单纯的事实要件，它与法律评价要件有不同的功能，应当将二者区分开。对侵权归责中的原因作出恰当分类，有益于进一步加深对它的认识。

【关键词】侵权归责；结果；原因；因果关系


【正文】

　　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被视为不解之法学难题。虽然中外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鲜有令人振奋的成果。
　　治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而难以消除病根。另一种是追根溯源的方法。比如身体肌肤的问题要到脏腑去找原因，消除了病因，疾病就彻底治愈了。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思路——从人身体的整体、从各脏腑的相互关系上去认识和治疗疾病——与当代系统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的难题，也应当按照中医的思路，从整体到局部，发现并且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或将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改建或重建。
　　本文不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理论作系统评论，而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

一、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乃抽象与具体之别。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传统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上的一些谬误，也能找到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渊源。故在讨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关于“因果关系”、“原因”、“结果”的概念

　　我国现有的哲学教科书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一章（节）中论述原因和结果的。有教材是这样说的：“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或现象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哲学范畴。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由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相互关系就是因果关系。”[1]用原因和结果去解释因果关系，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从概念分类上讲，“原因”和“结果”为相对概念[2]。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比如，“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夫”是相对于“妻”而言的。抛开相对的另一方，孤立地谈一个相对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以笔者之见，相对概念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比较而生的概念。即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事物作某方面的比较时，形容程度差别的概念，通常用形容词来表示。如“大”与“小”、“轻”与“重”，等等。二是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即反映某种事物间相互关系之一方的概念，通常用名词来表示。如“夫”与“妻”、“父”与“子”、“领导”与“被领导”，等等。要明确因关系而生的概念，首先要明确该关系。如同要理解“夫”与“妻”，首先要理解婚姻关系一样。对于相对概念的定义，通常不是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而是采用说明或者描述的方法。比如，把“长”定义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3]把“妻子”定义为：“男女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4]如果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去定义“妻子”，说“与男子结婚的女子是妻子”，则显然不对。因为该女子为“妻子”只是相对于丈夫而言，如果相对于子女，她就是“母亲”了。“原因”和“结果”即属于相对概念中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可对其作如下说明式定义：在因果关系中，我们称被引起的现象为结果，称引起的现象为原因。可见，只有理解及说清“因果关系”，才能理解及说清“原因”和“结果”。
　　因果关系是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联系）以其性质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划分与之同义。本质联系即有规律的联系，具有客观性、重复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结构关系，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相互关系。结构关系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的存在方式，是系统功能的必然表达与体现。二是因果关系，指事物既有状态的变化（果）与引起该变化的诸因素（因）之间的关系，或如通说“因果联系是由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本质的联系”[5]。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有发展变化就有因果关系。如果事物原有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变化与运动不同。运动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变化是既有状态的改变。故被称为“结果”的现象只能是一个新现象、一个变化了的现象，包括新事物产生或者原有事物发生变化。即如维之先生所言“结果即事物之状态变化”[6]。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而言的，有相对不变的参照物，才有相对于参照物的变化。参照物与结果都具有客观性。原因是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从时间上说，只有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从相互关系上说，只有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或者说，只有引起结果产生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

（二）关于因果必然性以及原因集合与结果集合

　　因果必然性是因果关系的本义所在。只有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二者的关系才能称为因果关系。“必然性反偶然、随机、自由、任意或多可能性而定义，指（事物变化的）确定性、严格规律性或唯一可能性。”[7]
　　“‘因果必然性’乃是对于完全的原因作用和整体的结果状态而言的”。[8]即哲学上所说“因果必然性”或者“因果关系具有必然性”，其中的“因”与“果”并非指特定的或者单一的原因和结果，而是指全部原因和结果的集合，即特定的原因集合必然导致特定的结果集合，原因集合中任一原因的改变，都必然引起结果集合的改变。
　　概念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之分。而汉语名词却没有单复数之分。通常，汉语中的名词既可以表示集合概念，也可以表示非集合概念。对同一名词，作为集合概念使用和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其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故在特定语境下，应当区分名词的概念类别，正确使用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以避免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原因”、“结果”既可作为集合概念使用，也可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我们在指称具体原因和结果时，“原因”和“结果”为非集合概念，比如：“被告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而在指称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时，“原因”和“结果”则为集合概念，比如：“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宏观上看，原因与结果都是作为集合体而存在的，任何结果的产生必定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原因也都会导致多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客观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绝对孤立的事物或者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既有常规的，也有非常规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并非单一结果。世界是立体的和运动的，任何原因作用力的方向也必然是多维的。另一方面，原因与结果是相对而言的，原因视为结果时还有导致它产生的原因，结果视为原因时还有它产生的结果。因果链可以随着时空的扩大而无限延伸。故原因之前还有原因，结果之后还有结果。如果不作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就都是无限集合，作了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则为有限集合。
　　原因集合中的某一特定原因与特定结果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把原因分为不变的原因和变化的原因（或称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一原因的产生或者变化即可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称该原因是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单一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几个原因的相互结合才能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这几个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都称作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之和，即为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之和与结果的联系为必然联系，单一必要条件与结果的联系则为偶然联系。
　　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是两对具有不同意义的哲学范畴。必然与偶然反映的是单个事物的存在状态或者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确定性问题。原因与结果反映的是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中的因果性问题。我们描述特定事物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用“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表达就足够了。只有在描述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定性时，才用“必然”或者“偶然”去表达。
　　导致结果产生的原因集合有简有繁。在复杂的原因集合中，既可能是众多客观原因的集合，也可能是人的行为和客观原因的集合。导致特定结果的原因集合中，各原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原因的组合方式具有偶然性。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支配的，而人的意识的产生更具偶然性和复杂性。故复杂的原因集合通常是难以完全重复的。这也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即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具有立体性和开放性，其原因和结果均为无限集合。主观因果关系是客观因果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因果关系。由于人们的研究目的不同，通常人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只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以某种事物变化为结果，即以结果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结果，而研究原因集合中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原因；或者以某种现象为原因，即以原因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原因，而研究它所导致的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结果。当然，人们所认识的因果关系还受限于人的主观条件的局限性与差异性。笔者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结果称为“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通常，在哲学研究以外的领域，人们所称的“原因”和“结果”都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因果关系”也只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的关系；目标原因以外的原因被称作结果发生时存在的条件，目标结果以外的结果则被忽略掉。比如，把鸡蛋和石头同时摔到地上，鸡蛋会破碎，石头不会破碎。如果我们将鸡蛋破碎作为目标结果，其他非目标结果如由于鸡蛋破碎而产生的卫生、劳务、成本等问题就不予考虑了。就原因而言，因为鸡蛋破碎的参照物是石头，故我们把鸡蛋的易碎性作为其破碎的原因。虽然地球的引力等其他原因也是鸡蛋破碎的原因，但此时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与目标原因同时具备的必需条件。而如果我们发现上午放在篮子里完好的鸡蛋下午却破碎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破碎的原因是某种外力。此时鸡蛋的易碎性就成了鸡蛋破碎的必需条件。质言之，在主观因果关系中，人们根据其研究需要限定原因和结果的范围，主观因果关系中的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均为有限集合。
　　这样，笔者依据与特定结果关系的不同，把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作为人们研究的目标、且与特定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目标原因，或称原因；二是虽与结果产生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人们研究目标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目标原因，或称条件；三是虽然在结果产生前客观存在，但与结果的产生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环境因素。四是在结果产生后出现的各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后来因素——与结果产生无关。比如，甲把乙打伤，甲的侵害行为是乙人身损害的原因，乙身体的生理结构等是造成该伤害的条件，而当时风和日丽以及丙的围观、丁的尖叫等则只是乙人身损害发生时的一些环境因素，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乙人身损害的后来因素。

二、因果关系要件在侵权归责中的位置与功能

　　侵权归责，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9]受到侵害，而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10]侵权归责是按一定程序实施的过程。侵权归责可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当事人之间对责任确定有分歧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实施。
　　侵权归责的完整过程是从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11]对其权益损害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开始，到确定侵权人的具体责任终结。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与其有特定关系的人依法享有救济权。救济权为民事主体的私权。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对其权益损害是否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选择权，对受害权益的特定化及其损害范围的确定也具有选择权。救济权人如果选择损害完全由自己承担，就没有侵权归责了；只有主张损害全部或者部分由侵害人承担，才需要进行侵权归责，以依法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
　　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即侵权归责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确定侵害人（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因权益受侵害而生的损害究应由被害人承担，抑或使加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12]这也是侵权归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侵害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工具，或称标准，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或称侵权责任构成。在我国，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13]。笔者认为，传统侵权责任构成理论建立在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应当重建过错客观化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以笔者之见，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权利损害、因果关系、过错行为和无免责事由。因受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不展开论述。
　　“要件”是必要条件的简称。在逻辑学上，必要条件是指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即没有该条件就一定没有该结果，但有了该条件，也不一定有该结果。“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表明，缺少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但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也不一定能成立。只有责任构成要件都得到满足，侵权责任才能成立。
　　在侵权责任构成中，各要件应当各司其职。因果关系要件的功能，是确定当事人（首先是被告，或为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研究只需对此作出“有”或者“没有”的回答。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侵权责任不成立，侵权归责就此终结。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要件和无免责事由要件能否满足。
　　过错行为要件讨论的是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功能是对行为的性质作出法律评价：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许可或者鼓励的行为，即正当行为、无过错行为，则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不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正当行为、过错行为，除非有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归责中，过错行为要件为法律评价要件，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侵权归责的难点所在。
　　笔者认为，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负有避免特定损害发生的有关义务而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是具体的过错行为，而不是抽象的过错行为。如果某行为与特定损害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该行为一定不是针对该特定损害的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故责任构成的逻辑顺序是因果关系分析在先，过错行为分析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