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现状反思及设计
辛炳辰
一,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现状
现行宪法(1982)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在内容上与之前几部宪法相比较,有了很大的改进与完善,使宪法监督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体上从四个方面确立了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①明确宪法地位，表明其最高性。通过对宪法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为宪法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提供了保障，也表明宪法监督机关的权威来源于宪法这一根本法的赋予。②明确宪法的规范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同时也规定了具体的追究方式，如罢免有关人员的职务、撤消违宪的法律法规，使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丧失掉、不批准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这实际上是宪法监督落到实处的具体表现。③明确宪法监督主体及职权。《宪法》第62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同时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消权和罢免权”任何一项制度要落到实处，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予以实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也不例外。④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有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这就要针对不同的立法主体，不同的立法性质采取相应的监督方式。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总体上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①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许多学者认为应当设置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使宪法监督成为专门机关的专门活动。当前宪法监督主体的设置缺乏科学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作为立法机关，由其作为宪法监督主体，实际上成了自己立法自己监督，显然有损宪法监督的权威性与实效性。②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这是由于全国人大是采取会议的形式来召开，而全国人大每年仅举行一次例会，常委会也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各常设专门委员会又无权主动行使宪法监督权，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的监督不连续，使宪法监督缺乏经常性。③宪法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这是笔者认为的现行宪法监督体制最大的弊端。宪法本本身虽确立了大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但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具体的监督标准，使变得模糊不清，难于运作，实践时遇到极大困难。笔者认为，一部好的法律，一项好的制度，只有通过具体的实施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真正为人们所感知、所贯彻，否则最终将成为一纸空文。作为贯彻与体现宪法的最高权威与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监督制度，其实施与否，更是倍受关注。当前宪法监督存在的诸多不足中，最应引起注意的便是宪法监督缺乏程序制度，这使大体上成型的宪法监督制度却难以付诸实施。
二、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缺失的反思
正如李忠教授所述：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的载体，是连接宪法监督机关和社会现实的桥梁。离开了宪法监督程序，宪法监督将寸步难行。同时李忠教授还针对宪法监督程序的重要性，举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例子：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议程安排上出现严重的程序错误，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先，国务院总理产生在后。也就是说，在李鹏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还兼任着总理，这就与全国人大组织法规定相悖，但由于缺少事前审查程序，这一错误也未得以及时发现和纠正。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纵使明确了宪法监督主体，但如何具体实施监督？监督的方式就具体如何操作呢？无疑都成了纸上谈兵，从而也使得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可见宪法监督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障宪法规定的实体内容的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对违宪给以处理和制裁时更要遵循一定的规程和步骤。实际上，现行宪法不仅在关于一定行为的合宪性监督方面缺乏程序性规定，而且对规定堪称详细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方面，同样也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比如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省级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上就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那么立法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偏差呢？宪法监督程序何以被立法者遗漏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存在以下几方面原因：①宪法监督实体制度仍不完善，宪法监督的权威性尚未树立。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制建设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使的法律在政治生活说权威性一直难以树立，宪法同样如此。一直到1982年新宪法的制订，才有了大体上确立起来的宪法监督制度。然而由于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效力性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上尚未形成，使得宪法监督制度同样不受重视，甚至可以说未取得立法者的重视，在宪法监督实体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更是直接缺失。②受千百年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宪法监督程序同其他任何的法律程序一样，都不应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而是应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人们在选择时更侧重于实体上去构建宪法监督制度，倾向于用实体上的宪法监督制度去实现宪法监督的立法目的。而实际上忽视了作为桥梁的宪法监督程序制度的构建，宪法监督已然举步维艰。③宪法本身存在的原因。一般说来，大多数宪法条款都无需专门机关适用。尤其是部分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宪法序言中的叙述性条款、具体规则中的提倡性条款等，这就会造成既然宪法本身许多条款不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宪法监督也没有必要规定具体程序的假象。对于宪法的规范性条款,宪法又不具有可诉性。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法律的可诉性，应当成为法律，特别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注：王晨光：《法律的可诉性：现代法治国家中法律的特征之一》，《法学》1998年第8期。 ）而我国却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还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④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误解。这里一定范围，笔者认为也包括学术界及立法者中的部分同志。正如王广辉教授在《通向宪政之路》一书中指出：有人认为，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对法律法规合宪性的审查是有程序可遵循的。这种程序就是宪法和人大议事规则规定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审查议案的程序。实际上，从这一程序的内容可见，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局限于审查议案，而非宪法监督。即使审查议案的程序设计与宪法监督的程序设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共性，然而有共性也必然存在各自的特殊性，二者毕竟是不能合二为一或相互取代的。
三,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制度设计
宪法监督程序作为宪法监督机关在行使宪法监督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式与步骤，其具体设计时最根本的出发点应当立足于监督对象，即宪法监督程序应适应具体是实体内容，主要包括：行使违宪审查权、审查法律，法规合宪性、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职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及进行宪法审判等。从宪法监督的内容来看，宪法监督程序与我们日常所谈的三大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两种程序的性质不同。宪法监督程序主要涉及宪法构建下的政府权力的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政府非法干预。而三大诉讼程序则是一般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②宪法监督程序采取独特的审查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③审查的表现形式不同。宪法监督程序采取书面审查为主，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也采取审判的方式。而三大诉讼则一般以审判为审查形式。可见宪法监督程序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体制下与三大诉讼程序是截然不同的，是不能仅仅从三大诉讼程序着手，生搬硬套，宪法监督程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具体而言，宪法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其表现出的独特性应包括：①法定性。即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赋予监督主体进行宪法监督应当遵循的程序，其依据是宪法，其程序规则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它是宪法监督主体履行职责的保障，是不能随意变更的。②特定适用性，即监督程序要与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相适应，二者相互依存。宪法监督程序仅仅适用于宪法监督，不适用于对其他性质案件的处理和裁定。同样宪法监督内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宪法监督程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③程序性。作为一项具体的程序来强调其程序性，实际上是强调，在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上，必须要将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完整的宪法监督行为的过程。从而使宪法监督程序的环节能有机整合于一体，既必要也合理，对违宪的事实予以准确的裁判和处理。
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与非宪法审查制国家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和借鉴有关国家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应针对不同的审查内容，及法律法规和特定行为两类，作出不同内容的设计：
1， 程序中的启动环节。
启动宪法监督程序，是宪法监督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如同汽车的发动。在实行宪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一般采取宪法控诉的模式。如德国宪法第93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乡镇或乡镇协会由于公共权力或某一法律侵犯了他的某项基本权利或自治权利，可以提出宪法申诉。俄罗斯、西班牙、奥地利等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这种方式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一般而言宪法法院是不能实行职权主义主动审理的。美国的做法比较特别，采取调卷令的的启动模式。而法国的做法，则更值得我们借鉴，其采取的是法定提交的模式，即规定法律法规在颁布、执行之前，必须提交给特定的机关即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可见基于议会制的法国模式与我国当前宪法监督体制是较为接近的。当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针对的就是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而审查主体又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而若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是可取的，虽然显得被动却行之有效。但是如若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就显得余力不足了。笔者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毕竟与法国的议会制是不同的，有其独特的优势，如人大代表意志的普遍性、人大机构设置的广泛性等，所以我们不仅可以针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采取法定提交的方式，同时针对有关行为合宪性审查也可以采取申请的方式，即赋予公民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向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提起审查申请，并由该专门委员会作出是否提交与人大审查的决定。
2， 程序中的受理环节。
宪法监督程序启动后要正常进行，必须是要启动的理由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认可，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是否可以得到受理，这是监督程序的第二个环节。
受理环节在不同宪法监督体制的国家做法也是大相径庭的。一方面表现为受理机关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受理的具体条件不同。对此德国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规定当事人向宪法法院提出要求解决的宪法性争议的申请，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是规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①是以书面形式提出。②必须注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对此，西班牙等国还强调了有关当事人诉讼资格的问题，以及为了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美国采取的穷尽其他救济方式的原则，当然穷尽原则的适用是有相当严格限制的。
针对受理环节，笔者认为主要是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对法律法规的审查主张法定提交，宪法监督机关就必须依法作出审查，因此并不存在受理的问题。在受理的具体要件上，是否以书面形式提出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口头方式同样应当适用，甚而要考虑少数民族可以采取本民族语言提出申请的权利。当然说明理由和提供必要的证据则是应当具备的，此外还应当考虑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这对分析行为的合宪性也是相当重要的。
3， 程序中的具体审查环节。
这是宪法监督程序的主体所在，是最主要的关键部分。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往往被称为宪法诉讼的审理程序，主要包括证据认定、具体审判规则、时效制度、审级制度等问题。这样的程序设计类似于普通诉讼程序，德国的做法即是如此。而在议会制国家，这一程序又被称为审议程序，往往包括召集议会、听证程序、具体审议程序等。当然，这种审议程序也被某些司法审查制国家所采用，如《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的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宪法监督程序。
在我国由于明确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方式即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方式，所以具体审查程序要与之相适应。但这种审查方式适用于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笔者认为，引入审议程序是有必要的，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将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问题提交于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从而，由此进入审议程序，根据有关材料的内容及相关证据，并且允许行为人做相应的陈述，通过会议和表决的形式作出是否合宪的决定。
4， 程序中的判决与决定环节。
在司法审查制国家，宪法审查的判决与一般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相同或类似，采取判决书的形式，对有关行为作出处理和制裁。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0条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根据自由心证，依据言词辩论的内容和调查证据的结果，经过秘密评议，作出裁判。但在非司法审查制国家，一般在审议后即采取表决的形式作出决定，然后通过公告的形式产生公示力，从而对有关行为是否合宪作出的认定。我国也因采取决定的程序，即与审议程序相结合在审议表决后作出决定，之后予以公示，这种决定的效力是应产生最终的效力，也就是说，不存在宪法审查制国家可能因裁判形式而引起上诉程序。
可见，我国宪法监督程序的设计，实际是针对审查对象分为两种情形来设计：一方面针对法律、法规，因为我国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对此规定的较为详尽，程序的设计也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则针对有关行为的合宪性审查，设计的程序包括了上述的四个主要部分。当然，具体细化的程序，如是否需要在审议程序中增加听证程序、是否要采取回避程序、以及是否要在决定程序后增加复议程序，则应结合我国当前的宪法监督体制状况，做具体量化设计时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中法联合声明共同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和谐与团结的世界
中国 法兰西共和国
中法联合声明 共同建设更加安全、繁荣、和谐与团结的世界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于2006年10月25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会谈中，两国元首认为，1997年和2004年发表的中法联合声明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持久动力，两国决心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巩固，战略对话不断深入，经贸合作加速发展，文化交流更加活跃。中法文化年、青年交流等活动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法关系已经成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其紧密性、示范性、战略性日益突出。两国元首对此深感满意。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为负有重要国际责任的国家，中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繁荣、和谐与团结的世界。为此，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在下列领域采取行动：
一、政治
（一）加强双边交往，扩大战略对话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双边各层次交往。
1、保持两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规划和指导双边关系发展方向并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中方将认真研究法方关于建立两国政府联席会议机制的建议。
2、实现议会交流机制化，加强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领导人之间定期互访，并就议会外交、法规体系和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等问题举办研讨会。同时，加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法国议会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法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交流与合作。
3、采取务实、有效的方式，使2006年至2007年举办的青年交流活动长期化，并不断丰富创新。
4、通过2005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中法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的后续工作，促进地方交流与合作。双方同意，论坛的第二次会议将于2007年在波尔多举行。
5、中法战略对话频繁且卓有成效，有力促进了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沟通，推动了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发展。双方同意，在已经就军控、防扩散和非洲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协调的基础上，战略对话的议题可包括对非援助和发展等其他全球性问题。
法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加剧台海紧张和导致“台湾独立”的任何举动，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对法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表示赞赏，并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二）促进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重申，在地区和全球范围，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内坚持多边主义体系。双方认为，为增强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对其进行改革仍是当务之急。双方重申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欢迎成立人权理事会，呼吁切实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希望根据双方一致赞同的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在武装冲突中加强对平民的保护。
中法两国重申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并愿为此在国际组织，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进行合作。
双方欢迎2006年9月19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期间，由5个创始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正式启动的“国际药品采购机制”。这一机制已获得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原则支持，2006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相关会议获得成功即证明了这一点。中方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并愿与包括法方在内的有关各方加强磋商。
双方赞同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改善国际环境管理。
在经济方面，双方同意加强与有关多边经济磋商机制的联系。
在文化方面，双方认为，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是国际社会在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丰富性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双方表示将保持经常性磋商，共同致力于解决国际危机，并重申，应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国际秩序。
双方高兴地看到，为解决地区危机，中法在安理会进行了密切合作。
从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出发，双方：
1、对共同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表示满意，希望黎巴嫩冲突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2、呼吁遵守安理会第1696号决议，同意共同努力，继续推动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并就此保持经常性密切接触；
3、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核试验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一举动有悖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有悖于国际社会加强国际防扩散体制的努力。双方支持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敦促朝鲜恪守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希望有关各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问题，争取尽早重开六方会谈，引导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双方同意继续密切协调，为早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稳定而共同努力。
（三）为双方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发展提供便利
根据双边关系的发展需要，双方决定尽快实现中国在留尼汪和法国在沈阳设立领事机构，以进一步发展双边领事关系。
双方同意为两国在对方首都建设新的使馆馆舍相互提供必要的便利。
双方满意地注意到，作为法国公共机构的法国海外教育署将按照中方有关法律的规定，尽快完成北京法国国际学校的审批和注册手续，以使该校迁入新址，满足法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的需求。
二、中欧关系
（一）进一步推动中欧伙伴关系
双方愿意继续致力于加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高兴地看到，2006年9月9日举行的中欧第九次领导人会晤取得成功，并宣布启动商签中欧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
双方认为，欧盟应该根据欧盟与中国伙伴关系的发展得出正确结论，尤其是取消在目前形势下已不合时宜的对华军售禁令，尽快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双方认为，中欧应充分发挥现有经贸合作机制的作用，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的问题。
（二）加强在人权领域的建设性对话
中法两国强调，促进和保护人权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各国有义务在考虑到本国特殊性的前提下，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法方欢迎中国为早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行积极准备。双方重申将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
法方对中国政府表示将履行申奥承诺，为外国新闻机构的工作提供便利表示欢迎。
双方欢迎中欧人权对话机制的建设性作用。为此，双方表示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加强合作和谅解。
三、司法
双方同意，在律师、法官和公证人培训交流取得成果的良好基础上，将法律合作纳入双方合作的有关各领域。两国还将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鉴于中方已经批准中法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法方承诺加速履行相关程序，以使协议尽快生效。双方同意启动双边引渡条约的谈判。
四、安全
根据两国警务合作协议，双方重申愿在打击非法移民、打击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犯罪、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执法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
五、经济合作
（一）开展长期的经济合作
双方决定在战略对话的框架内，促进建立两国企业间真正的工业和技术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将超越传统的客户关系，其长远目标是，为了两国的经济和国民利益，建立持久的互利合作关系。
（二）建立更紧密的工业和金融伙伴关系
中法在2004年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2005年，两国又在战略对话框架下设立了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国对外贸易部长级代表共同主持的相应分组，积极推进了双方在以下三个领域的合作：
1、核能方面：双方将加强工业合作，包括在双方同意的领域开展合资、合营等形式的合作；
2、航空和航天方面：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法国期间，双方签订的合作文件为两国建立紧密和堪称典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辟了道路；
3、铁路方面：双方就扩大长期合作关系进行了磋商。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两国元首决定将战略性的交流扩大到以下七个领域：
能源：核能、石油和电力；
航空与航天：飞机、直升机和卫星；
铁路；
通信；
金融服务：银行和保险；
农业和食品加工；
环境保护。
此外，两国元首对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之间增加交往表示满意。双方承诺继续支持两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流。
双方将继续开展对话和建设性合作，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和投资。
六、人文
2003年至2005年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双方对扩大文化交流的倡议感到高兴。
（一）继续中法文化年的势头
为继续中法文化年的势头，双方将分别在对方国家定期举办“中国艺术节”和“法中文化交流之春”活动。
双方鼓励各自的文化中心与驻在国当地伙伴合作，向公众提供优质、普及性的文化项目，并将为对方文化中心在驻在国举办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
双方支持两国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继续积极探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在中国上海设立分馆的可能性。
（二）加强高等教育和科技合作
双方同意优先进行大学合作与高等院校的留学生交流，以加强高水平科研合作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如中法博士生学院项目的合作。
双方认为，“中国-欧盟学生交流奖学金项目”对促进双方青年学生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支持在本国学习和教授对方语言，中方确定法语为中国高考选择科目。
双方还愿意扩大在生命科学、空间技术、应用数学、信息科技和环保等领域的科技合作。双方将加速落实2004年10月签署的关于新生疾病的政府间协议，使用法国技术在武汉建立具有高安全性能的实验室。双方将通过在上海和香港建立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科技合作。
（三）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合作
双方同意，中法两国将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向世界展示其共同的文化创造与科技创新能力。因此，双方决定推动在上述领域的合作项目，并着重加强筹办工作的交流。本着同一精神，法国感谢中方将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和主办城市的承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给予法语应有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签字）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签字）
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