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区别
徐州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2002级法学（3）班 刘炳杰

[内容摘要]：“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命题困扰学界多年，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法哲学论》一书提出的观点，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方法，在肯定两者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两者还具有有无斗争性和存在的时间段的不同的地方。

[关键词]：自然法的本质、儒家法的本质、斗争性、存在的时间段

“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相同”的定论大概肇始于维新巨子梁启超先生的观点。[1]此后，法学界对于两者的本质关系皆以梁先生论断为准。近来，学界始有不同的声音，其中论证最具有权威性的莫过于吕世伦教授主编的《法哲学论》（在该书的第16章重点比较了两者的本质不同的地方）。伯恩.魏德士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文中认为，法学理论的生命在于批判和为新的替代性的理论做铺垫。因此，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通过比较梁启超先生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和论证发现，梁启超先生在论证时其实只注重了两者的外在表现而忽视了其内在的不同（但笔者以为，由于当时中国对于国外的理论的认识尚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国内研究的力量很不足，加之可以掌握的资料匮乏而导致的，所以，梁启超先生当时有此认识已属不易，我们不能以今日之标准苛求梁启超先生。），而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观点是在中国学界对国外的理论基本透彻的基础之上。所以，笔者认为，吕世伦教授结论是在肯定了梁启超先生在形式上基本相同的论调的基础之上，在实质上对两者进行比较的结果，可以说是前者观点的进一步的演化和深入。但是，笔者也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不是很重视，偶有像吕世伦教授这样较真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笔带过，泛泛而谈。笔者对于这个问题基本上赞同吕世伦教授的观点，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待于商榷和进一步深入研究。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提出的基本论调是希望看待历史事件要用“大历史观”，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笔者在本文也采用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来考察儒家法与西方自然法的本质是否相同这个问题。

一、对《法哲学论》一文的回顾

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而作为西方法哲学中资历最老的自然法也自然诞生于古希腊。据学界考证，最早使用自然法概念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但是真正把自然法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一种学说的是斯多葛学派[2]。吕世伦教授在《法哲学论》一书中大致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证两者的不同的。笔者想结合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论证，在现有的论证的基础之上从其他角度重新尝试做个论证。

（一）、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自然法是天人分离，而中国儒家法是天人合一的区别。[3]

“西方自然法观念是以天人分离为前提，并通过逻辑的方法加以认识和认证的”。[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就有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也即逻辑）这一范畴。在当时，逻各斯就是指万物变化的普遍的成度，指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中的共有的、常往不变的、永恒存在的东西，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必然性”或者“命运”。[5]当时的自然法学说是以以下两个根本观念为基础的。

首先，是对自然、自然法则的崇拜与信仰。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主要是荷马史诗）中看出。这种宗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不同，笔者认为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混合的宗教信仰”。一方面、它承认奥林匹克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认为当时的法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的。另一方面，它又相信人和神（即使是“众神之王”的宙斯也不例外）都要受某种运命的支配。我们在上面谈到“逻各斯”时已经发现，“逻各斯”就是“命运”。另外，在西方，神其实是跟人一样，都是具有人格的主体。所以，吕世伦教授提出的自然法是“天人分离”的观点中的“天”即为“运命”（或者说是“自然法则”，抑或者说是“命运”），而人则包括了神在内的一切人类。因而，西方最早的自然法的本质实际上是自然的理性。

其次，早在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已经形成了宗教性法与世俗性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博登海默教授在其《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曾经生动的描述了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因此，“天人分离”也必然意味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分离。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儒家法是以“天人合一”为前提，通过经验来认识的。所以，在儒家那里，“天道”（或者说是“天法”）存在于圣贤书，寓居于“先王之法”中。理所当然地，后人只要苦读圣贤书或者谨遵“先王之法”即可获取“天道”。此外，在中国，君主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而“天”就是“神”，因此，儒家追求“天人合一”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6]

对于“西方自然法是先验的，而儒家法是经验的”这个论证，中国学者往往忽视从宗教角度来看待这个差异。但是，宗教在西方是一种历史渊远、影响巨大，而且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是文化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分，忽视西方宗教的影响是论证不充分的表现。

西方社会对宗教的狂热信仰是我们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虽然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从来是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政策，但是民众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却并没有因为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而泛滥[7]。在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来源于对宗教的信仰，人只要信仰了宗教，那么对于自然法就不用去认证了，就自然而然的被接受了。伯恩.魏德士教授认为，宗教信仰只有对于宗教分子才能言，在他们眼里，宗教信仰就是客观的，是不需要论证的。

儒家法与西方不同，因为上述我们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如西方，所以，儒家法难以靠先验来认证，而需要通过先知圣贤通过躬身体验的实践来获取。

（三）、自然法是人定法的评断标准，是与人定法对立而存在，它一般不直接进入司法领域，而儒家法强调的“天道”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可以直接进入司法领域。[8]

对于西方自然法的这一特点，我们基本上也大可从《安提戈涅》中感知。安提戈涅在回答国王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

人们不知今天与昨天

但生命永恒：（无人能确定自己的生日）

我并惧怕任何人的狂怒，

（和革冒神的报复）因为蔑视的缘故。

在中国古代的儒家法中强调“天人合一”，人的行为应该顺应“天道”，“天道”是最高行为准则，当法律没有相应的条文调整时就可以用“天道”来调整。所以，中国古代儒家强调“礼”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二、对《法哲学论》一文不足的反思

用“大历史观”来看待西方的自然法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希腊时期），自然法的本质就是自然的理性，此时的自然法叫“古代自然法”。第二阶段（中世纪），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神学自然法”。第三阶段（近代），自然法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财产权等等的体现，此时的自然法叫“古典自然法”[9]。第四阶段（二战后），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新自然法学”。而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中国儒家法的话，也可以划分若干个阶段。《法哲学论》一文忽视了两者的这一前后变化，而主要在静态的层面上将两者作了个比较，因此，这种论证从历史的向度上讲是论证的不充分。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所学与认识，从动态上宏观地比较认为两者有以下两个本质的不同。

（一）、西方自然法具有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而儒家法则不具备这一性质。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常德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经营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市城区地下综合管沟管线工程管理，合理有序开发利用地下综合管沟空间资源，根据《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地下综合管沟，是指设置于地面以下，用于综合容纳电力、通讯、有线电视、供水、交通信号等公共设施管线（以下简称管线）的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包括延伸及地面的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包括用于维持地下综合管沟正常运行的排水、通风、照明、电气、通讯、安全监测系统、井盖等。
　　市城区规划区（武陵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及鼎城区武陵镇）范围内地下综合管沟的经营使用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地下综合管沟在经营和使用过程中，出现有违本办法的相关事宜，由市城市办负责协调，市国有资产管理、市规划、市住房城乡建设、市价格、市财政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常德市城市公用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受市国资委委托，负责政府投资地下综合管沟的经营维护管理（以下简称维护管理单位），向地下综合管沟入沟管线单位（以下简称管线单位）出租沟体空间使用权和提供管沟及管沟附属设施维护管理服务，收取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
　　第五条地下综合管沟竣工后，由相关单位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维护管理单位进行经营维护管理。
　　　第六条管线入沟前，各管线单位应做好管线专项设计并报维护管理单位，维护管理单位应委托专业设计机构做好管线综合设计。所有设计方案应报市规划部门审批，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做好施工图设计，经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有地下综合管沟的情况下，管线单位的管线必须由综合管沟进出。特殊情况需在综合管沟之外另行埋设管线的，需经市规划、市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批准，施工方案报维护管理单位存档备查。
　　第八条地下综合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制定，并对收费行为进行监管。地下综合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收支接受财政等部门监督，收支预算报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
　　第九条管线单位在地下综合管沟内对原管线进行改建、扩建，应提前7日向维护管理单位申请，设计方案需报市规划部门审批同意，再报维护管理单位存档备查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保持地下综合管沟内的整洁、不积水和通风良好；
　　（二）搞好安全监控和巡查，负责地下综合管沟沟体及其附属设施的养护和维修，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三）配合和协助管线单位的巡查、养护和维修；
　　（四）地下综合管沟内发生险情时，采取紧急措施并及时通知管线单位进行抢修；
　　（五）制定地下综合管沟应急预案；
　　（六）为保障地下综合管沟安全运行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管线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服从维护管理单位的管理；
　　（二）及时缴纳管沟使用费和维护管理费，市政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对管线使用和维护严格执行相关安全技术规程；
　　（四）建立管线定期巡查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巡查时间、地点（范围）、发现问题与处理措施、上报记录等；　　
　　（五）编制实施管沟内管线维护和巡检计划，并接受维护管理单位的监督检查；
　　（六）制定管线应急预案；
　　（七）为保障入沟管线安全运行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地下综合管沟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排放、倾倒腐蚀性液体、气体；
　　（二）爆破；
　　（三）擅自打孔或者进行顶管作业；
　　（四）危害地下综合管沟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地下综合管沟经营和使用过程中，由于维护管理单位管理不善，地下综合管沟沟体及其附属设施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维护管理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管线单位在地下综合管沟内进行日常维护或因紧急抢修，破坏其他管线单位管线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五条需进入地下综合管沟的人员应向维护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进入综合管沟。未经维护管理单位同意，擅自进入地下综合管沟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制止；不听劝阻强行进入的，维护管理单位应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处理。
　　第十六条遇到紧急情况时，维护管理单位应按应急预案进行处理，相关费用可由维护管理单位先行垫付。紧急情况因人为原因所致，对地下综合管沟沟体、附属设施、管线造成损害的，由维护管理单位和管线单位依法向责任单位、责任人追偿；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造成损害的，由维护管理单位负责管沟沟体及附属设施损失，管线单位分别承担各自应承担的管线损失。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或者故意拖延、刁难用户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依法依纪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